关于中国养猪史介绍

关于中国养猪史介绍

[拼音]:Zhongguo yangzhushi

[外文]:history of pig husbandry in China

中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已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家猪骨骼。距今7000~6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家猪骨骼占很大比重,并有陶猪出土,说明家猪的饲养已有较大发展。又遗存猪骨中幼猪骨骼比重较大,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宰杀幼猪还是补充粮食不足的一种手段。河南渑池仰韶村和陕西西安半坡村同属仰韶文化的遗址中也都发现很多猪骨;广东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贝丘中发掘出的兽骨,也以猪骨为多,可见养猪在中原和华南地区早已盛行。此后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下列过程。

先秦时期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已有猪的舍饲。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不同的猪加以区分的要求。古代文献中,即记载了有关各种猪的不同名称,如牝猪称,牡猪称豭;小猪称豚,生后6个月的称,1岁的称豵,2岁的称豝,3岁的称特,4岁的称豜,老猪称;体黑头白的称,四蹄皆白的称豥等。而彘或猪,则为其通称。

商、周时代养猪技术上的一大创造是发明了阉猪技术。阉猪称豮。《周易》说:“豮豕之牙,吉”,意即阉割了的猪,会变得驯顺,虽有利牙,也不足为害。《礼记》载:“豕曰刚鬣,豚曰腯肥”,意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而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在《礼记》之前,“腯肥”这个词在《左传》中已经提到。可见,中国古代对于阉割作用的认识,为时甚早。

汉代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养猪已不仅为了食用,也为积肥。这一情况促进了养猪方式的变化。汉代以前虽已有舍饲,但直至汉代时止,放牧仍是主要的养猪方式。而据对汉墓出土的青瓦猪圈各种类型明器的考证,说明汉时在某些地区已出现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西汉以后,为了积肥,又设计建造了各种形式的猪圈,其中有独立式的、与厕所相联的和与住房或作坊相联的,式样各异(见彩图)。在猪种选育方面,《史记》有“留长孺以相彘立名”的记载。据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注释,留长孺的相彘法认为“短项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在猪种鉴定上已知猪的生理机能与外部形态的关系,这对汉代选育优良猪种起了很大作用。从出土文物看,华南地区良种猪的外形为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阔,背腰宽广,臀部及大腿发育良好,四肢短小,具有早熟、易肥的特性。由于这些优点,汉代华南小耳型猪被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引入,用以改良那里的本地猪,进而育成了罗马猪(又名拿波利坦猪)。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随着养猪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养猪经验日益丰富。据晋张华所撰《博物志》记载:“商邱子有《养猪法》,卜式有《养猪羊法》”,惜均已佚失。北魏《齐民要术》包括有关的注释记载有:“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处不厌秽,泥污得避暑。亦须小场,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说明当时已注意到放牧与舍饲两者密切结合,放牧可以节约饲料,而把有限的精料,使用于冬春的舍饲期。该书还介绍了冬天严寒季节初生仔猪的护理、仔猪的补料等方法,以及仔猪断奶后的去势和催肥等技术措施。

唐宋时期

隋、唐时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野佥载》中记载,洪州(今南昌)“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那时官办养猪场规模可达数千头。到了宋代,养猪业更有较大的发展。猪多价贱的情况,也反映在当时的一些诗文、笔记之中。有的文章还谈及当时四川吃猪肉比吃蔬菜便宜。宋《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末年京都(开封)从南熏门赶进猪只时“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说明当时城市对猪肉需求的程度和养猪业的盛况。

元明时期

元代在扩大猪饲料来源方面,有很多创造。据《王祯农书》记载,江南多湖泊地区已用滋生很快的萍藻一类水生植物来喂猪。山区养猪,有的以橡实为饲料。另外还有用发酵饲料喂猪的。大量利用青粗饲料、适当搭配精料的饲养方式,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作者曾提到在浙江衢州旅行时看不到绵羊,但猪的数目特别多。

明代中期,养猪业曾经遭受严重摧残。正德十四年(1519),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被令禁养,旬日之间,远近尽杀,有的则减价贱售或被埋弃。但禁猪之事持续时间不长,正德以后养猪业又很快获得发展,并在养猪技术如猪品种鉴别和饲养方法等方面取得一些成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了当时各地猪种的形态,特别对产于岭南的广东猪种给予极高评价。这种华南猪骨骼细致、早熟易肥、肉质嫩美、繁殖力高、抗病力强、耐粗好养,很早就扬名海外。这和当地饲料来源丰富、多用煮熟番薯、番瓜、红苋菜、芋苗和米麦糠等饲养,有很大关系。

清代及其以后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养猪业仍较发达。全国各府、州、县的方志中,大都把猪列为“物产”之一,对一些特产名贵猪种,记载尤详。如同治四年(1865)的《荣昌县志》中,即把荣昌猪列为特产。这一时期对于边远地区的猪种资源,如西藏猪和滇西琵琶猪等也有记述。1770~1780年间,中国猪(广东猪种)被引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郡和巴克夏郡)土猪进行杂交,育成了世界闻名的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1816~1817年又被引入美国,与当地猪交配而育成了波中猪和彻斯特白猪。在养猪技术方面,乾隆年间张宗法著《三农纪》和杨屾著《豳风广义》中的养猪部分,在选种、饲养、疾病防治等方面,都比前代著作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专门讲述猪病治疗方法的《猪经大全》,共收录了50种猪病的病状和处方并附插图说明。此外,清末陈梅坡还曾吸收外国养猪经验编译成《养猪法》一书。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内战频仍,自然灾害和疾病流行,养猪业遭到严重摧残,急剧衰落。据统计,宣统二年(1910)收猪肉税190多万元,1915年以后,猪、牛、羊的肉厘总共不过120~130万元,1922年以后更降到50万元左右。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养猪业才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养猪总头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