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反对文化民族主义，但我反对河清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因为河清先生把文化民族主义带到了一个极端保守的立场，不仅折断了文化反思的路径，而且还设计出了一个妄自尊大的陷阱。也许，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来对付外来侵略会有所成效，但是对于国中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培养只会形成某种遮蔽和损伤。其实，这也正是我与河清先生发生分歧、产生争执的地方。河清先生希望的是民族复兴，为此可以舍弃一切，甚至可以不顾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而我所希望的却是人性的解放，坚持认为只有人性得到了解放，民族才有可能复兴，否则，即便是复兴了，也只会是专治文化的复兴。
我始终坚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其核心就是要打破专治的循环，提倡人的解放。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 把“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的价值一样，科学带来的进步概念，不仅引导中国人从过去“和为贵”的小农经济意识下走了出来，而且还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民生思想的诞生。河清先生反对西方的“进步论”思想，大抒特抒中国过去的儒释道精神，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对于“进步论”的批判本来是源于西方知识分子自身内部的反思，而中国之所以接受西方的“进步论”，走向了现代化，也是源于自身内部的反思。儒释道精神固然好，然而却造成了社会的停滞；和平也的确是人类的向往，但不求进步与发展的和平，结果却是酿成了被动挨打。
过去的教训值得吸取。正是因为近代中国有了这种被动挨打的沉痛教训，所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反思，从痛定中寻找思前的出路。河清先生无视这种自我反思的价值和意义，将其简单归结为是面对西方“进步论”思想时出现的一种自卑心理，这是我不予认同的。反思是发展的动力，而向西方现代文化吸收一些自由民主的思想，正是为了给这种发展的动力注入更多的人文营养。河清先生一味地认为中国的过去好，为了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甚至不惜关起门来再为过去中国的集权统治唱赞歌，这更是我无法接受的。如果真按照河清先生的理论发展下去，不要人性的解放，取消社会的进步，别说中国文化的复兴，简直就连灭绝的可能性都会有。
河清先生迫切地希望民族文化复兴的愿望，我能够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一定要与“进步论”为敌？难道只有取消了人类进步的思想，中国的文化才能够复兴？如果情形真是像河清先生确认的这样，那么，我宁愿不希望这样的文化得以复兴起来。因为这样的复兴只会把中国引向闭户造车的封建过去，重蹈专治的循环。就像河清先生所颂扬的儒释道精神，以笃古不变的和谐思想来压抑日新求进的人性解放，只会游离于人类的总体价值之外，将中国再次塑造成一个只有民族文化、而没有自由民主的集权主义国家。
2006.8.15于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