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画家凡·高(1853—1890)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典型的疯狂天才，他在丧失理智的妄想里，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许多美术史、心理学、医学书籍中都反复引用了这个悲剧故事，1956年好莱坞把凡·高手拿剃头刀的血淋淋场面搬上了银幕，凡·高割耳的惨剧成了催人泪下的豪杰壮举。凡·高去世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无数的医学家对这个酷爱描绘向日葵的天才画家作了各种病理分析，他们把凡·高割耳的粗暴行为归咎为神经错乱、癫痫病、新陈代谢障碍所致，可以说，一切能导致精神崩溃的病因都反映到他的身上。
凡·高真的这样干了吗？迄今为止，没有人对他的自残行为表示过半点怀疑。德国著名的美术史专家莉塔·维尔德冈斯(Riat Wildegans)女士在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2001年29期上推翻了过去的结论，提出了一个大胆惊人的新观点：凡·高的耳朵不是他自己割的，而是法国画家高更(1848—1903)割的！凡·高的伙伴高更果真下此毒手吗？这个观点对高更的崇拜者来说如同晴天霹雳，高更昨天还是伟大的画家，怎么突然一落千丈，成了屠夫？两者反差如此之大，简至让人不可思议，一场围绕凡·高耳朵的学术之争在欧洲美术史论界展开了。
一、阿尔城的血雨腥风
按照美术史上通常的说法，凡·高割耳的前后经过是这样记载的：1888年2月，凡·高离开了巴黎，来到了阳光灿烂的法国南方小城阿尔，他在阿尔完成了《咖啡馆凉台的夜晚》(1888)和《凡·高在阿尔的卧室》(1888)等一系列代表作品。同年10月，高更应邀来到阿尔，与凡·高共同生活，一起画画。由于双方性格志趣差异太大，两个具有强烈个性的男人之间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经常争吵不休，很难朝夕相处。
美术史上关于凡·高割耳的整个详细过程全都来自高更一人的描述。1902年高更在回忆录《从前和以后》里写到：1888年12月23日，黄昏时分，发疯了的凡·高在阿尔城里紧追高更不放。正在散步的高更发现，凡·高手拿剃头刀朝自己扑来，在高更的目光逼视下，惊呆的凡·高停了下来，低头跑回家里，自己割下了耳朵。
莉塔·维尔德冈斯女士对美术史上这段众所周知的“陈辞老调”表示极大的怀疑，她针锋相对地反驳道，当时的情况与高更本人的一面之词完全相反。这位家住汉堡，59岁的美术史专家在凡·高史料的多年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她认为所谓凡·高割耳自残的故事纯属高更捏造的骗局。真实的过程是，高更和凡·高当晚都喝得酩酊大醉，凡·高不愿高更离开阿尔，凡·高忍受不了分离和孤独的痛苦。面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的凡·高，气急败坏的高更显得更为狂暴恼怒。当天夜里，怒气冲冲的高更失去了控制，割下了凡·高的一只耳朵。凡·高踉踉跄跄地首先跑到附近的一家妓院，然后凡·高才返回家里。高更心虚，十分害怕，当晚不敢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小楼，只得躲在外面的旅馆过夜。
高更逃回巴黎后，在朋友中间四处传播他在阿尔的“历险记”。为了摆脱罪责，免受法律的处罚，保住自己的脑袋，高更编造了这个弥天大谎。高更生活的年代，法国还盛行断头台的刑法，阿尔那场惨剧刚过几天，高更在巴黎亲眼目睹了把一名杀人犯推上断头台的公审判决，这个家喻户晓的罪犯几年前割断了一名妓女的喉咙。当众绞死这名罪犯后不久，高更捏了一个造型奇特古怪的陶艺烟罐(1889)，上面的浮雕刻画了高更的面容，没有耳朵，切断了喉咙，脸上似乎流淌着鲜血。高更想把这件雕塑作为情物送给少女玛德莱娜·贝尔纳，可是遭到她的拒绝，碰了一鼻子灰。1889高更在他著名的《有黄色基督的自画像》(1889)里，把这个烟草罐画在了身后的背景上。高更离开阿尔以后，多次临摹过凡·高的油画《向日葵》。1901年，苦恼中的高更在生命的晚期，不禁回想起当年同凡·高相处的日子。高更将凡·高的向日葵改头换面，重新组合成一幅新的静物画《向日葵和芒果》(1901)，高更在花蕊里描绘了两只惊恐的大眼睛。同年，高更在油画《椅子上的向日葵》(1901)里又如法炮制，背景上的大眼睛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不安的大眼睛到底是受割者的象征，还是暗示自己充当了凶手的角色？
难道高更真的是沾满朋友鲜血的凶手？高更的潜意识中是否有某种邪恶的欲望？欧洲美术史论界的专家们早就一致认为，高更后来离开巴黎，跑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真正原因绝不是出自“逃避现代都市文明，向往土著人原始生活“那样单纯简单的动机，这里面肯定隐藏了难以启齿的真相。莫非高更有意掩盖了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故意把自己装扮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欧洲史学家们指出，在高更的自述中显然有一些错误和自我吹嘘之处。高更在回忆录里描写了阿尔城的“维克多·雨果广场”，然而在阿尔城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个广场。高更具有演员的天赋，善于做戏，他毫不掩饰地赞美自己玩弄虚伪把戏的本事，高更直截了当地承认：“我常常阴险凶恶，对此我毫不后悔。”高更热衷于沽名钓誉，他看到当时凡·高的声誉日益上升，为了及时给自己树碑立传，捞取艺术资本，高更在回忆录里竟然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凡·高的绘画老师，目中无人、傲慢无礼的高更过分地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仿佛没有他的指点，凡·高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扬名画坛。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高更居然也有掠夺他人成果，侵犯凡·高权益的造假行为。高更在阿尔居住期间，悄悄地把凡·高所有的草图全都临摹了一遍。在《阿尔的农舍》(1888)这幅油画里，我们可以看到，高更在用笔和着色上明显带有抄袭模仿凡·高手法的痕迹。面对凡·高的向日葵，高更自然不甘寂寞，为了超过凡·高，高更生搬硬套地也画了几幅向日葵。然而高更缺乏凡·高那样的赤诚之心和坚贞信仰，高更画的《向日葵与女人体》(1889)显得矫揉造作，暗淡无光，没有感人的力量。
在莉塔·维尔德冈女士看来，“高更是一个毫不顾及他人，难以捉摸的粗野莽汉”。人们从来没有注意到，高更还是一个击剑能手，自命不凡的高更在回忆录《从前和以后》里，用教训的口吻发号施令：即使对方过去从未练过击剑，你也应当毫不迟疑地朝他脸上和头上刺去，将他“拿下”。有确切的记载可以证明，凡·高的耳朵割掉以后，高更不仅没有照顾神志不清的凡·高，等待凡·高弟弟提奥的到来，反而仓惶逃离阿尔。匆忙之中，高更把自己心爱的速写本、击剑手套、击剑头盔也忘记拿走，扔在了阿尔。高更急不可耐地写信给凡·高，催促凡·高赶快将这些东西退还给他。
1903年高更在回顾他和凡·高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写到，“在我们中间耸立着两座火山，一座藏在心里，汹涌澎湃；另一座准备投入战斗。”高更把自己比喻成是性格刚烈的斗士，他要做征服别人的强者。尽管凡·高在书信里称自己患有“神经官能症，举止粗鲁，有破坏性行为”，但他把高更形容成是一头“野兽”。凡·高写到，“假定我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疯子，可是我那位高贵的朋友为什么就不能安静一点呢？”凡·高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回忆不起来了，他根本不知道耳朵是自己割掉的，还是被高更割掉的。凡·高醉得不省人事，神经完全错乱了。虽然凡·高对高更的突然离去十分恼火，感到惋惜，凡·高后来仍然在给提奥的信中暗示高更是一位疯狂罪人：“如果高更去巴黎彻底检查一下身体，或者让专科医生给他诊断治病的话，我不清楚会有什么样的真实结果。我见过他搞的那些名堂，你和我都不会同意他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的良知与他的观念根本不同。我相信，他是被幻想迷住了，也许出于他的傲慢自负，不过，他的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凡·高的这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对高更的指责到底是有真凭实据，还是想掩盖自己的胡思乱想和精神失常的状态呢？
高更在自述中曾经提到过凡·高在咖啡馆里的粗鲁举动：两人正在咖啡馆里聊天，凡·高突然把酒杯砸在了高更的头上。凡·高当时喝醉了吗？他们事先吵过架吗？我们不得而知。高更一向盛气凌人，有意贬低凡·高，但是高更也不得不承认凡·高的性格非常温柔，具有“圣经式的博爱胸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善良温顺、性格内向的凡·高突然变得怒火万丈，充满仇恨，不愿忍气吞声，敢于挺身反抗心中的偶像呢？
凡·高耳朵割掉以后，他被送到医院抢救治疗，他出院回家后不久，便对着镜子，画下了《抽着烟斗，包扎着耳朵的自画像》(1889)。凡·高画画时，把方向弄反了，画面上凡·高的右耳包着纱布，实际上凡·高失去的则是左耳的一部分。高更跑掉以后，凡·高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经常发病，凡·高变得神志不清，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他后来住进了圣雷米精神病疗养院，凡·高晚期画的那些风景画成了绝望和求援的象征。19个月以后，1890年7月27日，凡·高在描绘田野景色时开枪自杀，3天后，凡·高37岁短暂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当凡·高开枪自杀的消息传来时，高更没有半点悲伤，他耸了一下肩膀，对他和凡·高的共同画友埃米尔·贝尔纳冷酷地说到，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1889年1月1日，埃米尔·贝尔纳在给朋友阿尔贝·奥里尔的信中写到，“我赶到高更那里，他向我讲述了发生的事情……”可是令人惊讶的是，高更当时在谈话中除了重复凡·高割耳自残的故事以外，并没有提到凡·高在街头拿着剃头刀，威胁高更的情节，这与高更回忆录中的说法自相矛盾。难道高更的朋友埃米尔·贝尔纳有意删掉这个重要的情节吗？凡·高割耳15年之后，高更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出于美化自己，也许有意增添了一些不真实的内容。
凡·高是美术史上的一位“怪人”，在凡·高之前，还没有人把抒发强烈的自我感受作为艺术创作的指南，今天，西方有的学者把凡·高和塞尚并列为现代艺术之父。凡·高的绘画艺术深刻地切入了人性，反映了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恐惧，在凡·高那里，生命的挣扎、精神的肢解成了不朽的主题。凡·高在世时，他的作品无人问津，现在它们成了收藏家们追逐的稀世珍宝。
二、“南方画室”的理想破灭
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举办的《凡·高与高更》展览(2002.2.9—2002.6.2)首次全面剖析了凡·高与高更之间的复杂关系，凡·高在阿尔的“南方画室”成了这个展览的中心，它把观众带回到那个血雨腥风、人性扭曲的夜晚。虽然《凡·高与高更》展览仍然维持了凡·高割耳自残的说法，但它披露了许多过去没有公开的背景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个两位画家的内心世界。
凡·高是一位生不逢时的不幸天才，他对下层劳动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凡·高幻想通过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改善社会，拯救受苦受难的人类。然而他那真挚纯洁的爱心和关注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他甚至为此丢掉了牧师的饭碗。凡·高十分苦恼忧伤，生活的贫困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得了疯病。应当指出的是，凡·高既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又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直到今天，人们只看到他关怀众生疾苦的善良一面，对他的宗教狂热程度却大大低估了。凡·高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宗教信仰，愿做至死不渝的宗教殉道者。凡·高画画常常进入忘我的状态，他鼓劲顶着烈日挥笔作画，从早上7点画到晚上6点，中途几乎没有时间吃饭喝水，他像一个独居的隐士，把绘画作为一种渲泄狂热激情的神圣使命，献身艺术成了生存的唯一意义。
向日葵是凡·高绘画创作的一个主要题材，向日葵在凡·高的眼里具有宗教的象征含义。向日葵低头鞠躬，追随阳光，它象征着人类对上帝的热爱和敬意。凡·高把向日葵的视觉效果同哥特式教堂的玻璃窗画等同起来，面对向日葵，凡·高感到一丝慰藉。凡·高的作品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画面上急剧扭动的笔触的暗示着他内心的压抑不安和凄惨惶惑，他无力挣脱命运的摆布折磨，他笔下的教堂、疗养院成了精神的上避难所。仿佛是命中注定的那样，凡·高无法将贫穷的百姓解救出苦海，上帝让他在色彩和线条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绘画里创造理想的世界。凡·高一直处在天堂和地狱的幻想之中，他很早就梦想过一种类似修道院的艺术家群体生活，凡·高认为，这种艺术社团能给人带来进入天堂的光明和希望。
凡·高和高更早就相识了，他们在巴黎时曾经一起画画，后来有过书信往来，两人还相互交换过自画像。1888年35岁的凡·高热情地邀请比他大5岁的高更前来阿尔，共同进行艺术创作。凡·高在阿尔租下了一栋简陋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厨房和画室，楼上是各自分开的卧室。这座“黄楼”位于靠近火车站、码头与红灯区的拉马蒂尼广场上，凡·高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装修布置“黄楼”，提奥给凡·高寄来了300法朗，凡·高用这笔钱重新粉刷了门窗，在厨房和卧室安装了煤气，添置了家具。凡·高连续四天靠喝咖啡、啃面包过日，他用节省下来的饭钱，购买了装饰高更卧室的画框，凡·高特地把自己心爱的油画《向日葵》挂在高更卧室的墙上。
